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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媒禁令之下，各国宣布了针对平台的治理措施。澳大利亚立法规定禁令执行的责任在于运营平台的网络社交媒体公司，未予配合的企业将面临最高约5000万澳元（约合2.32亿元人民币）罚款；西班牙政府称若非法或仇恨内容未从社交媒体平台上删除，将追究平台高管的法律责任……围绕网络空间的未成年人保护讨论由来已久，当法律要求平台采取“合理措施”时，这种“合理”究竟该如何定义？是只要平台部署了就算尽职免责，还是必须有能力对抗青少年技术绕过行为？

　　“对平台来说，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商业问题。技术的钥匙在平台手里，但企业需要开门的动力。”周亚金分析，社交媒体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用户规模之上，未成年人既是当下的重要用户群体，也是未来用户的蓄水池。让平台投入资源开发技术、部署系统、运营维护，只为了“赶走”自己的用户，这从根本上违背了商业理性。因此，如果没有对“合理”技术标准的统一，又缺乏细则监管、执法追责，对平台而言执行禁令就是一笔“投入产出比为负”的生意。“需要为企业明确‘做到什么程度就算尽责’的相关细则，只有把‘社会责任’转化为可量化、可审计的合规成本，平台才能将其纳入商业决策模型。”

　　“真正的保护不是把青少年关在门外，而是在门内划出安全区。”刘晓春认为，以青少年保护为核心的治理方案，核心是构建“分龄、分功能、分场景”的综合治理体系，而非单一维度施策。一是按不同年龄阶段实施差异化管控，匹配未成年人认知与使用需求，具体区分标准可以参考学龄阶段；二是对高风险社交场景严格限制，对低风险场景合理开放；三是探索灵活的身份验证方式，精准识别未成年人使用行为；四是兼顾保护与发展，保留未成年人合理的网络参与空间，发挥社交媒体的正向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