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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球时报驻比利时特派记者 牛瑞飞 环球时报记者 丁雅栀】编者的话：“面对跨大西洋关系的转变，在座的人中，没有人比我更加遗憾，但对于美欧关系美好过往的怀念与追忆并不能改变现实。”2月2日，德国总理默茨在德意志交易所集团总部发表讲话时这样说道。他强调，美国对欧洲“愈发敌对”，再也容不得欧洲“感情用事”，欧洲“必须更加独立自主”。本系列上期文章讲述了美欧关系二战后80多年以来的起起伏伏，如何反复破裂又重新修复。本期文章将进一步剖析，在这对关系反复调整的背后，离不开美欧双方军事、经济、科技等领域实力在国际体系中的位置变化，以及国际地缘政治格局整体变化的影响。当前，移民问题、极右翼力量崛起等外部变量也在从不同方向影响着跨大西洋传统联盟的协调模式。

　　“人们常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简称北约）的成立是为了应对苏联带来的威胁。这只是部分事实。”北约官网上这样写道，“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实现三个目标：威慑苏联的扩张，通过北美在欧洲的强大存在禁止民族主义、军国主义的复兴，鼓励欧洲政治一体化。”一些美欧媒体也把这三重目标概括为“赶走俄国人，请来美国人，压住德国人”。由此可以看出，美欧在“马歇尔计划”、北约框架下的捆绑，既出于双方同根同源的身份与价值认同，也出于对当时国际竞争、美欧实力对比的多重考量和现实选择。

　　二战结束时，美欧实力差距悬殊。根据估算数据，1945年前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GDP的30%甚至更高，美国是当时唯一公认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其工业产能、金融实力、科技水平均处于全球领先地位。相比之下，被战争削弱的传统西欧大国实力与影响力一落千丈，尤其英国和法国急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大国地位。时任英国首相丘吉尔1948年提出“三环外交”，即英联邦、英语世界（即英美特殊关系）、联合起来的欧洲是三个相互关联的圈子，而英国在其中处于最关键位置。在国际上，美国大肆渲染“苏联”，英、法、荷、比、卢五国1948年3月签署《布鲁塞尔条约》，希望加强西欧安全合作以防止德国军事威胁卷土重来，并应对苏联的潜在威胁。这一条约的局限性，加之欧洲国家在安全和经济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给美国策划以自身为主导的军事联盟体系提供了机遇。

　　在2003年爆发的伊拉克战争相关问题上，美欧出现了二战结束以来首次重大战略分歧。欧洲认为美国过度使用武力进行军事干预、“只破坏不建设”的做法，会直接损害欧洲在中东周边地区的利益；与此同时，欧洲一体化进程推进以及欧元的问世，客观上挑战了美元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独大地位，被美国视为重要威胁。这一时期，美欧双方在共同价值观、相处模式及利益联结上仍有共识，能够通过协商化解矛盾、管控分歧，但战略与利益层面的裂痕已初步显现。崔洪建对记者表示，从冷战结束到2008年至2009年期间，美欧关系处于“有明确合作基础与方向，但矛盾开始出现且可管控”的状态。

　　崔洪建表示，本世纪第一个十年末尾，美欧分别遭遇了沉重的债务与金融危机：美国2007年爆发次贷危机，随后蔓延到全世界引起金融动荡和经济滑坡；欧洲随后陷入欧元区债务危机。“欧洲将债务危机部分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连锁冲击，美国则指责欧洲货币政策未追随自身步伐，双方相互推诿指责。从这一时期到2016年，美欧均将解决自身内部问题列为优先事项，彼此协调合作的意愿与力度大幅降低。与此同时，美欧也逐渐意识到，双方紧密的利益联结在带来收益的同时，也会传导风险、造成互相损害。”

　　“2016年是美欧关系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崔洪建分析说，英国“脱欧”公投与特朗普首次当选美国总统这两件事对欧洲产生了巨大冲击：“脱欧”阵营的胜出让欧洲意识到自身内部的不稳定性，而特朗普政府在关税、政治理念及安全领域的一系列政策，打破了美欧联盟原有的平衡。拜登政府上台后喊出“美国回来了”的口号，试图塑造回归建制派、重视盟友与欧洲的姿态，但其推出的《通胀削减法案》同样带有明显排他性，以北美乃至西半球为核心圈层，对欧洲等地区的投资与企业实施歧视性政策。2022年俄乌冲突升级后，美欧关系再次向安全同盟方向回摆。欧洲防务开支明显增多，对美军事依赖也逐步加深。欧洲媒体普遍承认，短期内欧洲难以在军事能力上实现真正的独立。

　　在崔洪建看来，全球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在积累成果的同时也滋生了诸多矛盾，而欧美在应对这些矛盾的方式与路径上分歧日益扩大。他以移民、难民问题为例解释说，作为全球化与世界各地战乱、发展不均衡的产物，人口流动日益频繁且规模扩大，美欧均成为主要目的地，但双方在应对这一问题上并未形成共同立场。在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了更为直接粗暴的移民管控方式；在欧洲，多国也在不断收紧移民政策，但受自身“政治正确”的约束，无法像美国那样激进，这种差异不仅让美欧相互批评，也引发了欧洲内部的政治变化——极右翼政党借助移民问题批评主流政策，进而不断崛起，成为美欧关系对立的又一突出表现。